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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中的经历

2017-09-26 10:20  作者:张华光  来源:文史委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俗称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我没有赴朝,对抗美援朝无缘置喙。我是江苏丰县人,经历过两次解放,第一次是1944年,八路军东进发动微山湖讨顽战役,新四军跨过津浦路恢复豫皖苏根据地,从而解放徐西,全面实行“减租减息”。这就是至今视丰沛为“老区”的原因。1946年我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在老区实行“土改”。我区由于“北撤”,再度被国民党军占领。1948年11月丰县再度解放,群众至今称第二次解放。据我记忆,“土改”是1951年初春进行的,与其他新区“土改”的时间一致。
  最近从网上读到一篇有关华东地区“土改”和“镇反”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毛主席曾说:华东地区的“土改”是“和平分田”(大意)①。从语气分析,主席并无批评之意。由于我手头资料不多,反复查找没找到主席这句话的出处。不过根据我的经历,我认为主席这句话有道理(假定主席确实说过)。最近书报所报道的晋西北、东北吉林元宝屯村、晋东南阳城、湖南湘潭(新区)等地疾风骤雨式的土改斗争,至少在我的经历中没发现过。记得那年春节刚过,村干部通知我祖母和母亲去开会,华山县从县里派来的一名干部会同区里的干部(文教助理员高大琳同志,后任丰中校长)先后讲话,宣布相关政策,由村里干部杜某(此人虽故,但笔者没得其后人同意前,故隐其名)主持会议。杜与我家是近邻,关系不错,当然不存在疾言厉色的训斥。高助理员还拿了一把椅子让我祖母坐下(当时群众视我已故祖父为开明绅士)。县里的干部和颜悦色地问我母亲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当时正值寒假,笔者出于好奇,追随见证了会议全过程。这类会议大概举行过数次。我还参加过一次斗争大会,斗争了我的两位族伯父,群众揭发其罪行,主要是“北撤”后的反攻倒算。斗争场面虽激愤但总体还算理智。其中一人被“罚跪”,并被搧了耳光,但很快被制止了。后被收监,最后被判无期徒刑,1969年释放。他的长子(笔者从兄)是我党高干(行政10级),并且与当时的(华山)县委书记吴光道是战友,当时我家正好隶属华山县。程序也是符合当时的法规和政策的。先根据群众揭发、斗争的事实,由宋某(出于上述同样原因,姑隐其名)执笔形成书面材料,再由华山县组成有开明绅士包玉琳先生参加的法庭审讯(包玉琳与我家有世谊),经上级批准而定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得晤从兄,他交我一束“回忆录”,我保存至今。请我修改,对此案备述甚详。
  从春节发动到春种大忙季节,历时两个月的土改基本结束,如说是“和平分田”,应当基本符合事实。以后虽有土改补课纠正“和平分田”,但也未再掀运动。所以能“和平分田”,我认为原因有二:首先,经过第一次解放后的“减租减息”,群众得到发动,并且地主的土地(不包括由富农或富裕中农新升格的地主)一定程度地“析解”到农民手中。到1951年土改时,实际是对这种已形成的耕种关系确定为所有权的法律认定。1946年“北撤”后,国民党“田赋征实”的负担比抗战时我党实行“减租减息”的负担还要重。地主按原来“广种薄收”的剥削方式已无法持续,遂纷纷采用“当地”②、“出租”③、“种分收”④、“种三七”⑤等剥削新花样将土地析解到农民手中。笔者的祖母除保留10多亩旱涝保收的良田自己耕种外,余均采取上述方式析解。曾发生一件今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1950年夏季某日,村干部张某仍笑嘻嘻地称我祖母为“二奶奶”,商量一件事,即以祖母无力耕种为由,愿帮助代耕,请求将土地的一部分划拨给他耕种。祖母当然明白,知道即将开始的土改绝对不可能保留10多亩良田,遂欣然同意,除留下6亩外,其余大部分均交他耕种,当然公粮也由他交。土改时,张某和上文杜某都是评议组成员,上述土地所有权自然得到确认了。其次,一般来说华东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较早,即使如丰沛等后进地区,也受到民主革命不同程度的洗礼,如1927年至1936年王公玙先生主政徐西,先后任丰、萧和铜山县长,所采取的政策对原有封建性的生产关系造成冲击。王公玙先生的事迹已收入《徐州历史文化名人》⑥大型图书,笔者与董尧先生⑦亦有文见诸报端,不再置喙了。对封建关系,特别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冲击,一定程度缓解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笔者认为这应当是没出现大规模疾风骤雨式土改斗争场面的原因之一吧。上述事例不能理解为纪律松弛,相反土改纪律相当严厉,例如华山县长刘修礼同志一案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丰县人,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年即参加革命,其家曾遭国民党查抄,亲人被扣压。土改前夕其母病亡,是时为“供给制”,无力购置棺木,遂卖掉2.5亩土地,以济燃眉。此事被群众来信告发到滕县地委李书记处。地委没有经过县委,直接处理此案。刘修礼县长被判5年徒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获平反改正。⑧
  笔者在砀山中学就读初中时发现班里许多同学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在华山县和丰县却很少,至少笔者没发现过。砀山被时人称为“地主”县,意指土地肥沃,人均面积大。但所划地主并不算多,反而小土地出租者却很多。对比这些同学的家庭状况,都与笔者差不多。笔者对此长期存在疑问并不断深思。几年前笔者有位朋友赠我一本他的回忆录《人争一口气》,提及丰县划成份不是根据土改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而是根据第一次解放(1944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这位朋友是江苏丰县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取山东大学陆侃如教授的研究生,退休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他的出身与笔者相同,土改时的经济状况与笔者惊人地相似。他的学识与职业决定了他对历史问题认知是深刻的,这才解决了我的疑问。我在与另一位当年在华山县工作过的地市级离休老干部的交往中,对此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年华山县是山东省唯一由省委派驻工作队的县份,工作队来自德州专区(老区),许多工作已非由县委作主了。笔者观察,凡属革命老区,往往封建剥削秩序更严酷,群众积愤更深厚,与华东许多地方的新区相较,阶级对立更严重。群众的愤怒一经喷发,就形成了暴风骤雨式的斗争场面。作为有历史癖的“书呆子”,爱钻“牛角尖”,笔者终于认识深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丰北教书,作学生家访。一名学生家居“四合院”,瓦屋门楼,建筑虽不宽敞、宏大,但却称得精巧、玲珑。据群众讲该户曾有地近顷(100亩),家庭成员都在安徽等外地教书,家中仅有祖孙三人,其家庭成份仅是“中农”,大概相当于砀山的“小土地出租”吧!这曾令笔者不尽感叹,称羡生在丰砀的幸运。该村较富庶,中农很多,但却没有一户是地富,这恐怕也与该村是同一姓氏不无关系吧。去年笔者旅游山西,参观阳城的“皇城相府”,主人公陈姓,曾为清代康熙帝师。其建筑群能够保全,在“文革”之年亦未破坏,得力于全村都是陈姓。上述两相对照,则属于值得研究的“姓氏文化”的范畴了。
  华山、丰县、沛县和铜北县土改时均属山东省滕县专区,砀山县属平原省商丘专区。华山县1944年由丰县、砀山、萧县、铜山、沛县等县析置,1953年划归江苏省后撤县归建。根据笔者经历,对照上述各地土改情况差不多,都不算激烈。但“镇反”情况似不尽相同,这大概是因为新区老区的敌情不完全相同的缘故吧,砀山地处陇海铁路沿线地区,没有经过第一次解放的“洗礼”。
  “镇反”和“土改”的时间,大体差不多,也是交织进行的。上述我那位族伯父就是1951年“五·一”大逮捕时收监的。在我担任县政协常委和文史委员期间,有机会接触许多已解禁档案。“镇反”期间(指1950年10月中央下发“双十指示”至1951年11月按中央指示,运动收缩)丰县(30万人口)共镇压122人;华山县(24万人口)镇压人数是167人,两县合计共289人。其辖区比今天丰县要大些。最近,笔者点击百度网,在“党史专题”栏目中查到《杭州市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文,详细列举了该市三个阶段“镇反”经过,时限至1953年10月,笔者将其各项数字叠加,杭州市共镇压各形反革命分子(5种人)337人。还查到东北(老区)鹤岗市的“镇反”情况。根据本人经历和上述佐证材料,笔者对近年《炎黄春秋》杂志和其他书刊文章,提出镇压人数以百万计的惊人数字,深表质疑。
  上列华山、丰县的“镇反”数字,曾在离休老干部中争论不休。笔者多年前经常在丰县老干部活动室与老同志聊天(多已作古),他们认为镇压的数字要比这多。理由是:北撤(1946年)后,国民党“反攻倒算”,杀了我们很多人,沛县丰县均有3000多人遇难,并且多为老弱妇幼等无法随军北撤的家属。1947年我组织精干的敌后武装工作队,折返敌后,提出“以杀对杀”的口号,处决了许多恶霸或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中的劣迹斑斑者,多为区乡保甲之属。由于亲戚邻里关系,笔者至少认知其中的两个,一个被认定为恶霸地主,另一个曾任国民党地方军的连长,在1944至1946年第一次解放期间,是国民党的黑杀队队长,经常潜入解放区作案。与笔者交厚的崔荣河县长和张体昶县长(沛县人)都与笔者交谈甚详,崔副县长当年还是敌后武装工作队的队长。笔者是根据档案,并且从李鸿民、周嵩山等同志⑨发表于《徐州文史资料》有关回忆华山县的文章中,也得到印证。笔者经多年关注、研究,认为两者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时限”不同。笔者所引数字是指1950年10月中央下发“双十指示”到1951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收缩政策,这一时间段的数字。建国之前还处在战争状态下的镇压数字,理应不包括在“镇反”运动之内。当然,这是有待方家研究的问题了。
  为发动群众,“镇反”运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中小学校师生也被动员起来,成为宣传队伍的重要力量。各型展览会的漫画,除华山县文化馆(多为教师出身)的创作外,更多的是学校师生的绘画。笔者有一段负责黑板报,每天负责抄写并悬挂于集市街头。出现几率最多的文字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授奖”等对反革命分子的分化、攻心教育,确实取得巨大成功。我有一位表伯父,担任10多年的乡长(从汉奸时期开始当),长期与共产党相对立,应当是有罪恶的,但在政策攻心和家属劝导下,主动投案自首并受到宽大处理,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过世。另一位是我父亲的同学李某,长期担任镇长,率乡队与我军对抗,虽然是在咸阳被清查出来的,但由于交待好,态度老实,也没发现有血债等重大罪行,仅判处5年徒刑。此公活到96岁,晚年为其孙辈读书事,多次找我帮忙。
  我曾参加过斗争并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一次处决我乡所在区的区长穆某(曾降日当汉奸),地点在丰县城,动员丰县和华山两县群众参加斗争会。天刚蒙蒙亮,我们几个同学互相邀约自带干粮,步行30里,赶到丰城南关外。会场可谓人头攒动,城厢万人空巷。穆某在我军北撤后杀人如麻,在丰县被人称为仅次于刘某的“杀人魔王”。许多苦主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向其讨还血债。至今想来,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铭心刻骨”。如果没有我公安干部极力劝阻、维持秩序,他是会被愤怒群众当场打死或砸死的。
  我家世居的丰南宋楼是个大集镇,抗战前有常住人口约1200人以上,土地24顷(2400亩);东村属我张姓占地16顷,西村属李姓占地约5顷。其余各姓仅有土地二、三百亩,何以生存?幸赖有个集市,许多人家靠小生意,做点小买卖勉强在终年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每年春季(人称春荒)因挨饿得浮肿病的人,比比皆是。
  有次我邀约几个年龄相仿的玩伴(发小)放风筝。当我走进姓玄的玩伴家中,全家人正围着灶台吃饭,煮了一大锅榆树叶子,每个人端着一大碗绿乎乎的糊状汁水(有少量高粱面混和)在喝,用筷子扒吃榆叶。临出门时,他母亲交给他一个“窝窝”团,因黑面粉太少,几乎拿不成“个”,全家不舍得吃,专门留给他的,还一再叮嘱:如果拿不牢掉下馍渣,一定要拣起来。几个同伴一齐来到我家,母亲正等我吃饭,打开馍筐,笼布下是白花花的白面“花卷”……。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竟夺眶而出,是愧疚?是难堪?至今我也说不清。手不自觉地拉拉笼布,把花卷盖起一些,还回头看看同伴。他们发现了这个动作,都不自觉地扭转了头,但我也还是发现了他们的眼神,是“不屑”?是厌恶?抑或自惭?我同样也说不清楚!已经过去70年了,许多人和事都已忘怀,包括我的祖母,但这件事却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栩栩如在昨日。读鲁迅先生的小说,闰土这个艺术形象感人至深,迅哥儿与他成年后的隔膜,我是体会深刻的。在《一件小事》中,鲁迅塑造了“我”这个人物形象,我总觉得包含着我的影子。当时还是“儿时”的我能够做的,只能从家中偷拿几张烙饼或装个馒头,交给要好的小伙伴,有时他们还羞于接受呐。成年后我才明白这叫“阶级对立”。
  我读初中时,工农出身的同学渐多。有一位魏姓同学比我年长几岁,土改时当过农会主席。土改后怀着对知识的渴求考上中学,后曾任砀山文化局长。他的求学全靠助学金维持,当时已结婚生子,妻虽贤而子幼,无人劳动,无助学金何能读书?!我们班里竟有两位当过农会主席的同学。其他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也是靠助学金维持的。金乡中学属老区,助学金比例为35%,即核定全体学生的费用,其中35%由政府发助学金解决。丰县中学为30%,砀山中学属新区,助学金占比25%。助学金分四个级差,最高每月8元(当时为8万元旧币),最低为2.5元。而每月的伙食费约7至8元。我刚入金乡中学还享受每月2.5元的助学金,但为时甚短,当我接到父亲的汇款就主动退了。晚年,在我的同事中有位杨老师,其家几世佃户,解放后靠助学金读完大学。每提过往,他都热泪盈眶。当时高校全公费,我老伴考取南京邮电学院时,费用由政府全包下,只是火车票半价优惠,由徐州到南京票价6元,半价是3块钱。我岳父“狠”心卖了只老母鸡,得款5元,解决了全部费用问题。老伴出身贫农,她是其祖上第一位大学生。建国后,在“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引导下,工农子弟茁壮成长起来,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翻身解放。笔者有位邻里尹大娘,解放前当佣工,晚年老伴过世,无儿无女,但她靠养老金生活。当她提及毛主席时,说了一句动情的话:“多好的皇帝,惜怜穷人。”
 
注释:
①我已查到原文:“毛泽东认为:华东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笔者经历并与许多离休老干部漫谈回忆,当年华山县在土改过后确实批判过“和平分田”的倾向,进行土改补课。但并未进行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的批判斗争。只是“抽肥补瘦”,使土地分配更合理。
②③④⑤“当地”即“典当”,就是农民按地价购买地主的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一定年限后地主可以用原价赎回。出租土地的付价方式是每年都要按收获物的一定比例,用实物交地主。“种分收”就是地主和农民各得收获物的一半;“种三七”就是按“三与七”的比例分成,但这两种方式在田赋和种子、农具、耕畜等的付出方面有不同规定。苏州大学董蔡石教授介绍过江左地区的地主用“田底权”、“田面权”的方法卖土地给农民,地主在一定条件下有权拆毁农民的“田面权”,实际就是我区上述剥削方式的翻版。可见华东地区大同小异。
⑥该书是徐州市委市政府主持编纂、向国内外发行或赠阅的大型图书,详介古今徐州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⑦董尧:原徐州“作协”主席。
⑧⑨李鸿民、周嵩山(都是徐州政协原副主席)刊于《徐州文史资料》回忆华山县的文章,资佐证。
(编辑:学宣委)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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